勤劳而以恬淡出之

——追念王作富先生

2022年12月15日，我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王作富先生因急性肺炎不幸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

王作富先生在刑法学研究上作出了公认的卓越贡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领衔翻译了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该书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与此同时，先生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如他主持编写的《刑法各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深入论述分则问题的教科书，体系严谨，紧扣实务，影响深远。他主编的《刑法分则实务研究》，卷帙浩繁，反复修订，成为实务界与理论界不可或缺的案头宝典。先生1988年出版的《中国刑法研究》，是当时我国刑法学界最具体系性和真知灼见的个人专著之一。2018年，我曾在《法商研究》发表过一篇《论规制自杀关联行为刑法的完善》的论文，文中指出，早在30年前，王作富先生就敏锐地认识到，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不能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他认为：“教唆者和帮助者的行为，同自杀者死亡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在主观上可能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但是，毕竟是由被害人自己的意志决定自杀的，同违反自己意志被他人杀死有所不同。因此，定故意杀人罪是不妥的。”

先生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说自己“除了教学科研，没有别的爱好”，我的理解是他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先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学风不知滋润了多少学子。他培养出的学生不仅有一大批司法实务界的栋梁，还有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等许多著名的刑法学者。他常讲，要倒给学生半桶水，必须首先自己装满一桶水。先生的教学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无论是给本科生、研究生讲侧重理论的课，还是为司法干部研修班讲侧重实务的课，他总是能深入浅出地将复杂的法理、纷繁的案例讲得透彻明白。他注重有的放矢，讲课前常主动收集学员的困惑，课堂上信手拈来的案例，既有来自参与立法和司法解释研讨的积累，也有平日读报剪报的留心。他提出的关于区分侵占与盗窃的“双重控制说”、关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说”等学术观点，皆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为解决司法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半个多世纪里，先生的学术和调研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将刑法的智慧与温度，播撒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广袤大地上。

先生的为学高山仰止，为人也同样令人敬佩。他温和细心，循循善诱，不摆架子，平易对待学生，家里那间朴素的书房，成为学生们随时可至的“第二课堂”。他审阅学生论文，字斟句酌，红笔批注密密麻麻，细致严谨。他的淡泊名利至今在学界传为美谈，当年《刑法各论》出版时，先生坚拒主编署名，坚持归为集体成果，最后署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著”。先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怀仁爱之心。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北师大刑科院开完会，他说看报纸得知积水潭医院有一病人急需钱治病，就顺路去把自己开会所得的车马费捐给了对方。另有一次，先生看到《检察日报》报道一个案例，其中提到被害人一家经济困难，他通过报社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给对方寄了些钱。先生的坦诚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个关于犯罪论的国际会议上，他一边认真听，一边有点苦恼地对我讲，“不知是翻译的缘故，还是自己的学识不够，听不懂”。他这种表里如一的坦诚也体现在对待学生和年轻人的态度上，例如，他曾反省自己“先天不足，后天也努力不够”，还说“如果我像陈兴良那么刻苦，应该会有更多的成果”，真正体现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高风亮节。

先生儒雅谦和，却有着极强的原则性。据一位法律同仁回忆，其工作中只要遇到刑法问题就请教先生，无论致电还是当面，先生从不以师者自居，总是认真倾听、悉心指点，让人醍醐灌顶而又如沐春风，几载下来已与先生结下深厚情谊，但当他萌生考博念头，请先生为其开具参考书目时，先生却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参考书目不能开，这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先生的原则性并不表现在外在的威严上，而是内化于治学与为人的风骨之中。在学术上，他奉行民主与包容，先生曾指导过一篇观点与自己相左的“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毕业论文，尽管他本人持“偶然因果关系说”，而学生论文主张“必然因果关系说”，但他看到学生为论证观点阅读了大量文献，态度严肃认真，认为老师不应以自己的观点作为评判论文的唯一标准，故依然给予该论文充分肯定和好评。

先生与高铭暄老师几十年珠联璧合，堪称学界美谈，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刑法学科之幸，更是中国的刑法学之幸。在治学上，高老师偏重总则，王老师偏重分则；在处事上，高老师和王老师同处一个教研室几十年，用高老师的话来说，“两人从未红过脸”，彼此尊重，互相成就。先生谦谦君子，总是与人为善，对各种不同学术观点都能平等相待，其不党不朋、律己宽人的崇高人格，赢得全国刑法学界的敬爱。

2017年秋，为庆贺高铭暄先生和王作富先生90华诞，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曾联合举办过一次纪念新刑法典颁行20周年的学术会议。那时王作富先生已经开始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大会合影后，我走到先生面前，问他：“王老师，您还认识我吗？”先生迟疑了一下，说：“刘仁文，社科院法学所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此后，我没再见过先生。好几次逢年过节想给他打个电话，又因担心先生的身体，还是犹豫之下作罢了。先生的最后几年，记忆力逐渐模糊，但那份深植于生命的职业本能与热爱却未曾消退。据先生家人回忆，无数个夜里先生起身，告诉家人：“我要起床了，我得去上课，要不就迟到了。”

曾国藩曾言：“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王作富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默默耕耘，勤奋治学又心静如水，意志坚定又纯洁善良，这种“勤劳而以恬淡出之”的人生，正是这个喧嚣世界难得的师者本色与学者赤诚，确实“最有意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